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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主旋律电视剧的类型演进及问题

时间:2019-04-24 来源:巧手精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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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标志,国产电视剧的“主旋律”开始拓展出了新的类型。革命激情成功转移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乐于接纳的以家庭为核心的情爱观看。这或许是后革命时代的一种最恰当的消费革命的方式。比如献礼剧中的《江姐》,革命烈士江姐的故事被重新编写,剧中着力突出了江姐与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的爱情故事,这与电影《江姐》中唯一和情爱有关的人物,江姐的丈夫,华莹山纵队政委彭松涛在开篇就牺牲并一笔带过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些作品在叙事方式上呈现出超越以往的双重反思。与“后新时期”回归日常、回归市场的叙事伦理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开始集中处理“长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而对这些中国故事的讲述同时也超越了“新时期”以来对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学的简单定性,试图重新处理在这段缠绕而剧烈的时代中,国家社会与家族个人的纠结关系。

而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廷鹤的形象颇为值得玩味,他一扫现代文学长河中,腐朽、软弱的父亲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父亲的形象,或者是《家》、《春》、《秋》里腐朽的代表,或者是《背影》中像背影一样无奈的父亲。在革命文学当中,父亲的形象则隐退,更多的是成长的新人。


但是在《人间正道是沧桑》却采取了家族史的视野,通过杨、瞿两家的恩怨情仇折射出现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在这种叙事方式转变的背后有着很多极具意味的内涵,在作品中杨廷鹤,作为传统家族的家长,是杨立青、杨立仁所代表的国共双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共同认同的合法性源泉。可以说尽管子代双方都背叛了杨廷鹤所代表的传统,但是他们的一切变革又都是在杨廷鹤所代表的传统脉络展开。

父亲的形象从始至终都有正当的依据,甚至裁决着杨立青和杨立仁所代表的国共双方的是非高下。类似的例子还有《亮剑》中李云龙的岳父,尽管骁勇善战的李云龙对妻子田雨的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中国乡绅知识分子不以为然,但面对传统秩序的威严,这位草莽英雄似的革命者还是收敛了锐气,服从于岳父的权威。这种权威的父亲形象,在包括《誓言今生》在内的等一系列作品中不断出现,成为了超越国共的政治分歧、弥合传统与现实的断裂的重要载体。

我们可以将当下这些影视剧作品中的父系结构、父权伦理、父子-家国模式,看作试图处理当代中国史及其连续性的一种尝试,或者说这是当下置身全球化格局中对民族国家身份的一种确认,同时更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所达成的一种新的协商和共享模式,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讲述方式,这也事实性的完全挣脱出了20世纪末期的意识形态的双轨制生产方式。

这些作品确实可以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靠近了那段我们曾经不敢正视的历史,只不过这种通过家族视野来理解历史的方式,还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了豪门恩怨,所以也就注定了还是一种中产阶级史观,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90年代市场化年代所隐藏和不能处理的阶级关系、性别关系等,并没有被真正触及,反而掩盖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因此,这种叙事其实是一种关于断裂的叙事,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重述,来修补中产阶级所能触碰到的断裂,80年代以来的文化脉络中所无力触及的种种问题,也因此依然被悬置。


所以在艺术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艺术缺失。他们大都被非常明确地安置在 “压抑/反抗”的历史逻辑中,他们传奇和成长的背后是一段“清白者”受难的历史。《誓言永恒》当中的朱云峰反复强调要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完成任务后要在档案中删除自己假叛变的历史,许子风多次对骆战表示政治不能压倒业务。

《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个体欲望的自我实现。近两年热播的《雪豹》中的政委张仁杰、《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政委张六斤都是政治干扰军事的典型,周卫国、李大本事这些“清白”的正面英雄的成长与对他们构成“压抑”的政委形象无关,或者说后者阻碍甚至险些扼杀了前者。

这种缺失的另一个症候是人物语言“方言化/粗鄙化”,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历史的天空》、《亮剑》以及2011年热播的《中国地》等作品,人物语言的方言化、粗鄙化成为通过传奇化和成长史模式来塑造这些人物的重要途径,似乎在这种充满了阳刚、充满了荷尔蒙的语言和声音,能够唤起人们对上一个时代的回忆,是受众理解那个年代的可感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方言、粗话这种地方性表达在效果上最终不能弥合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缺失,没有革命信仰的支撑,无论是“铁人”,还是“军魂”,这些形象最终的结果,就都深陷在各式各样的俄狄浦斯情节或力比多紊乱之中,那一代人的形象也就更接近神经质,他们与各自时代的关联于是就在银幕中的显得匮乏而无所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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